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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对涉嫌作案二十一起的杨某提供法律援助案
发布时间:201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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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基本信息

案件类型:刑事

办理方式:辩护

指派单位: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

承办单位: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

人:孙建宇

二、案例正文 

【案情简介】

    受援人杨某富(化名),初中文化,农民,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无固定职业。杨某富主要通过骑车流窜作案的方式,随意对骑车途经道路附近的受害人实施刑事犯罪活动。提起本案公诉的检察机关《起诉书》中列明:20156-20167月期间,杨某富骑车流窜至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都江堰市安龙镇、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地,采用假意问路、尾随截停、持刀威胁等方式,分别对受害人王某、邓某、张某等十一人实施抢劫犯罪,先后抢劫获取包括现金、手机、金银首饰等财物;20157-20167月期间,杨某富骑车流窜至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都江堰市柳街镇、青城山镇,采用尾随截停、持刀威胁的方式,分别对受害人任某、杨某、朱某实施猥亵犯罪,其中受害人杨某、朱某在案发时尚未年满18岁,案发地点都在路边、隧道等场所;20157-20168月,杨某富骑车流窜至都江堰市安龙镇、聚源镇、彭州市致和镇,趁受害人(皆为女性)不备或假意问路,使用锥子戳刺、电击棒,对受害人吴某、高某、罗某等七人的胸部等隐私部位进行戳刺、电击,造成受害人不同程度受伤。20168月,杨某富被公安机关在家中挡获归案。杨某富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共计作案二十一起,分别涉嫌抢劫罪、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寻衅滋事罪。同时,因其案发地较为分散,作案次数较多,作案手段恶劣等,引起较多的社会舆论关注。

    杨某富归案羁押后,由于涉嫌的刑事犯罪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20174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受援人杨某富提供刑事辩护。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孙建宇律师,为受援人涉嫌抢劫罪、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寻衅滋事罪案一审阶段提供法律援助。接到指派后承办律师立即在都江堰市看守所会见受援人杨某富,在会见过程中发现受援人精神压力较重,对承办律师提出的案件涉及问题不能认真回答,认为承办律师的法律援助只是“走形式”,对承办律师缺乏信任感,不愿对所涉犯罪的案情作过多陈述。承办律师在本案刑事卷的阅卷过程中发现,受援人涉及的案件的案发时间较长,犯罪行为次数较多(注:公诉指控二十一起),但本案的刑事卷证据材料简单(注:证据卷共3卷,主要以文书卷、受害人指认证据卷为主),鉴定取样笔录、取样照片、犯罪嫌疑人供述等案件取证资料不齐全,立案文书时间有涂改痕迹等,所列证据标准不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本案从指派到开庭审理中间仅间隔十余天,承办律师决定通过受援人对案情的叙述,对刑事卷的各项证据材料进行映证,保障受援人的刑事辩护权。确定本案辩护方向后,承办律师对受援人进行了第二次会见,会见时间长达5个小时。首先,承办律师耐心讲解其辩护权利,努力疏导其畏罪心理,使受援人直面自身的犯罪行为,理解承办律师的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积极意义;通过这一系列沟通,受援人对律师有了信任感,慢慢开始对其所有犯罪行为进行详细叙述,承办律师得以对案涉二十一起犯罪行为事实、证据进行梳理、确认;最后,承办律师发现数起指控抢劫的犯罪行为证据不足,同时发现本案中存在可以酌情从轻的量刑情节。

    本案的发生,与受援人的生活背景存在一定的关系,受援人妻子长期患病吃药,女儿远嫁,受援人长期单独生活、承担家庭生活压力。由于无固定生活来源,当生活出现困顿状态,受援人即以一种不理性、非正当的方式获取财物。同时,受援人长期与患病妻子缺乏有效的沟通,受援人的心理未能得到疏导,导致其针对女性实施犯罪行为的特征明显。受援人文化程度不高,生活背景单一,导致受援人的法律意识淡薄,至本案归案前,都未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法律后果严重性,其多次重复作案的动因皆出于此。

    本案开庭前,由主审法官召集控辩双方召开庭审会议,确认本案的有关程序事项、指控和辩护证据名目及举证提纲以及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因涉及隐私而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

    在开庭时,受援人对《公诉书》指控其涉嫌抢劫罪、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寻衅滋事罪的罪名无疑义,但就涉嫌抢劫犯罪的次数(注:受援人涉案较多,经与援助律师会见,并逐起对涉嫌犯罪的案件进行梳理,确定存在异议的指控犯罪次数)提出异议。公诉人针对指控逐卷出示了相关证据,承办律师提出四点质证意见:1、指控抢劫王某的犯罪中,仅有王某的指认和报案记录,刑事被告人(受援人)无供述,同时再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应认定为刑事被告人(受援人)所实施犯罪;2、指控抢劫邓某的犯罪中,仅有邓某的指认和报案记录,且其报案笔录中载明的“作案工具(红色车辆)、凶器(折叠刀具)”与刑事被告人(受援人)作案扣押在案的工具(黑色车辆)、凶器(直柄刀具)不符,同时再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应认定为刑事被告人(受援人)所实施犯罪;3、指控抢劫马某、孙某的犯罪中,仅有邓某的指认和报案记录,且其报案笔录中载明“”两案的案发时间、地点相近,报案时间仅间隔几分钟等”,但两案受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的着装、打扮、骑乘车辆、凶器的描述与刑事被告人(受援人)作案扣押在案的工具(黑色车辆)、凶器(直柄刀具)不符,同时再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应认定为刑事被告人(受援人)所实施犯罪。5、指控抢劫陈某的犯罪中,刑事被告人(受援人)归案后就坦白交代了该起犯罪,而受害人陈某系在其后报案,应认定为自首,并在量刑时予以酌情考量。在本案的辩论阶段,承办律师提出了以下几点辩护意见:1.起诉指控被告人实施抢劫犯罪的次数存疑;2.被告人有坦白等可以酌定从轻量刑的情节;3、被告人实施寻衅滋事的证据不充分。

    2017426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酌情采纳了承办律师的辩护意见:认定指控被告人涉嫌十一起抢劫犯罪中,涉及王某、邓某、马某、孙某的四起抢劫犯罪事实不予认定。以抢劫罪、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判处杨某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案件点评】  

    本案是一起较为特殊的一人多案刑事犯罪案件,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作案地点分布广、受害人较多,承办律师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将工作重点放在受援人涉嫌抢劫犯罪事实的认定及提出合理化的量刑建议上,指出公诉机关指控受援人十一起抢劫犯罪中,有四起不能认定属受援人作案,有坦白行为等法定情节,建议法庭充分考虑本案中相关抢劫犯罪行为证据不充分性,应依法认定案涉抢劫犯罪行为等,并最终被法庭采纳。

    本案中,承办律师和办案法官都依法保障了受援人的辩护权,以证据为基础认定犯罪事实,认真梳理本案犯罪事实,对受援人依法定罪量刑。不仅有效避免因不能“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而错误认定本案的犯罪事实,坚持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受援人量刑。通过庭前会议,承办律师突出控诉证据存疑,使控、辩双方的控辩冲突点予以集中化,也使法庭能够重视到相关控诉证据,达成在法庭审理中对存疑证据予以充分认证的目的。

    对于受援人而言,由于在刑事案件审理中处于刑事被告人地位,刑事法律知识的匮乏及对刑事辩护权的理解和行使缺乏认识,存在误区。往往刑事被告人出于对侦查机关的畏惧,对公诉机关的抗拒,使刑事案件犯罪事实的查明存在诸多难点。审判机关、公诉人、承办律师依法发挥各自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既依法保障受援人的刑事辩护权,又使受援人的犯罪行为被依法定罪量刑。

    近年来,随着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深入开展,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保障。但具体到本案,由于本案案发时间跨度大,受害人众多,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认定的犯罪行为证据单一,大多为受害人报案叙述,在案证据无法以“排除其他一切合理怀疑”的适用标准来确认相关犯罪行为。援助律师作为刑事审判中的辩方,提出指控犯罪中的证据“缺陷”,引导审判人员关注证据,并最终体现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上,正是体现了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存在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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